旧时代,无论是平民百姓家的闺女,还是大户人家的千金,会做女红是一项基本技能,而绣香包则算得上“女红”艺术的经典之作。虽然随着岁月变迁,香包已远离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如果能在特殊的日子得到一个精致的小香包,也是一件让人喜笑颜开的事。在桥头镇潭河沿村周塘路住着一位九旬巧手老太邓全囡,有一手漂亮的针线活,30年来每年都要绣上二三十个香包。对于这些香包,她从不出售,而是全部送人。
图为邓老太在展示亲手做的香包。摄影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香包,古代称“香囊”,亦称“佩帏”“容臭”“香袋”“荷包”。它是用彩色丝线在彩绸上绣制出各种内涵古老神奇、博大精深的图案纹饰,缝制成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小绣囊,内装由多种浓烈芳香气味的中草药研制的细末,以作节令志庆、生活实用和观赏品玩用。
香包的制作和佩戴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屈原《离骚》中有“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佩即佩帏,在这里既指香包,也含佩戴之意。全句大意是把装满香草的佩帏戴在身上。汉代《礼记》有云:“男女未冠笄者……衿缨皆陪容臭”。容臭即香包,说明汉代未成年的男女都是佩戴香包的。到了唐宋时期,香囊逐渐成为仕女、美人的专用品。至清代,香囊已成为爱情的信物了。《红楼梦》中就有“林黛玉气剪香袋囊”的故事。而历史演化到近代,香包则多半用于民间端午节的赠品,求吉祈福、驱恶避邪。
说起身边缝制香包的能手,在桥头镇潭河沿村不少村民的心中,现已年届九旬的邓老太可算是一位。30多年来,每当端午节即将到来或者家中有女儿要出嫁,左邻右舍或亲戚朋友就会想着向邓老太讨一串香包,讨一份吉利。而老太也从来不会吝啬,都是成对成对地往外送,而且不向人要一分一厘。
邓老太1924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熟,先父是城里有名的裁缝,当时主要给常熟当地的达官贵人们做衣服。“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父亲跟我讲过他曾给晚清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做衣服的经历。”邓老太虽然年事已高,但思路和口齿都是相当清晰,说起一双女红巧手的练成,她把这归结为家学渊源。邓老太说,她在3男4女7个孩子里排行第6个。作为家中最小的一个女儿,父亲算是蛮宠她的,3个姐姐都没上过学,唯独把她这个女儿送去学堂读了几年书。
“好像4年级的时候,我在街上看到有人家的嫁妆上挂了很好看的香包。”这一串串香包随着挑担人的步伐一晃一晃,让儿时的邓老太看得入迷。“我跟着走了一路,把香包的样子都大概记在心里,回家以后拿家里裁缝铺里剩下的边角料开始做。”邓老太说,父亲虽然没有手把手教过她裁缝技术,但因为从小在裁缝铺耳濡目染,有时放学回家后也会去缝个锁眼或钉粒扣子,所以做起香包来很快就得心应手。选用华丽的绸缎或色布,用五彩丝、绒线或金银线、珠子等绣上各种花纹图案,再裁剪、滚贴成片,然后分边绲边,缝合成型并填充棉絮、香料,再饰以金银线盘金刁锁及玻璃珠、胶片缨络等饰物,一个色彩鲜艳活泼的装饰香包就做好了。儿时的邓老太在家一针一线缝制好漂亮的香包,到学校就拿去分送给自己的同学。
后来,邓家搬到上海做裁缝生意。邓老太18岁时经人介绍,嫁给在上海白渡桥开车木店的从三北来的余家儿子,生儿育女、操持家事,从此几乎整日为生活忙碌。1955年,邓老太和丈夫、孩子从上海回到三北老家,日子回到起点重新开始。直到60岁左右,儿女都已成家立业,邓老太才又真正重新拿起针线,可以随心所欲地缝制香包,消磨时光。不同的是,小时候她用父亲裁缝铺的边角料,步入老年后则是从做裁缝的孙女处得到边角料。起初邓老太都是做给自己的家里人,后来隔壁邻舍看到老太做的香包精致又好看,就讨了一对去。一传十,十传百,特别是端午节前,直接或间接向邓老太来求香包的人越来越多。邓老太也慷慨,就干脆每年端午前集中做,有人要就送。七八年前,一户邻居妈妈嫁女儿,还特意向邓老太要了几对香包,代表了一个母亲对女儿新婚的美好祝福。
邓老太最常做的一种香包装饰串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根象征吉祥如意的红丝线上,最上面串一个亲手缝制的扎着两个小辫子的憨态可掬的小娃娃,寓意多子多孙;中间五彩丝线包裹的立体菱形代表粽子,以示应景端午节气;最下面是一个里面装有雄黄、外面缀满珠子和亮片的香包,而这个香包形状各异,有心形、葫芦形、红菱形等等,最底下彩色缨络装饰收尾。
一针一线全靠手工缝制,虽然不能跟现代机器的生产速度相提并论,但每年做上二三十个也算相当可观了。这两年,邓老太眼睛做过白内障手术,已不能再像前些年那样做精细的针线活,但如果有人想自己动手制作她也愿意给予指导。只要一想到多年来自己用心制作的香包给人带去过幸福感,邓老太就觉得很满足了。■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余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