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下午1点35分,这辆配备了便携式呼吸机、氧气瓶等医疗设备的负压救护车——浙B · 1E7L8又出发了,这一次它的任务是将一位治愈出院的患者从定点医院转送到集中隔离观察点。而车上的随行者,还有一名驾驶员和一名急救医生,接连十多天来,他们每天都穿梭在“火线”上,不分昼夜,与死神赛跑。
马不停蹄转运
不敢上厕所,不能打电话,不做任何停留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2月初,市120急救中心就组建了一个24小时全天候待岗的急救单元。120救护车司机朱吉辉和陈其建,以及急救医生翁邑新第一时间报了名,主动请缨。这个急救单元就专门负责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和高度疑似患者的接送和转运。
今年42岁的救护车驾驶员朱吉辉至今忘不了那一天: 2月2日中午12时许,我市一例确诊病人因病情加重,需要立即由慈溪转送至省定点收治医院。
疫情就是命令。接到任务,朱吉辉和翁邑新二人放下手中的碗筷,穿戴好防护服、口罩、护目镜,5分钟内火速出发了。刚把病人送到目的地,二人又马不停蹄赶回慈溪接下一个任务,将一名发热患者从隔离点送至定点收治医院。
为防止交叉感染,每出一趟车只能转送一名患者,送完后必须到急救站进行彻底消毒。
直到凌晨3点多,这个“急救班”才结束这一天的任务。回到站里,脱下防护服,里面的衣衫已被汗水湿透了。眯上一会,准备迎接第二天的任务。而这一天,他们出了8趟车。
“车内有确诊患者,暴露风险比较大,所以我们一旦上车,中途就不能穿脱防护服、不能上厕所,只能憋着,也不能用手机打电话,更不允许在任何地点停留,哪怕逗留1分钟,都会多一分感染风险。防护服几小时穿下来,人会感到闷热,头昏脑涨,就像跑完几千米……”朱吉辉这样告诉记者。
有人说,“急救班”长时间与患者“亲密接触”,感染风险一点也不比医护人员低,甚至可能更高。
急救医生翁邑新告诉记者,负压车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医务人员交叉感染的几率,并将车内的空气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排出,因而大多被用来转运确诊病例。不过,负压车内空间相对小,环境相对密闭,即便是穿着防护服,也不能百分百保证车内转运人员的健康安全。
为了更好地保护同事, “急救班”的3名男同志就在站里一间会议室改造的临时休憩室待命。一日三餐饭食都是由同事们送到门口,等人离开,他们再拿进房间。
忙时,为了少用一套防护服,三人就干脆省掉了午餐。 “早饭吃饱些,晚饭吃多些,不饿就行了,尽量少喝水,当前防护物资紧张,必须做到资源利用最大化。”驾驶员陈其建说道。
“火线”上的医者
这有责任,有义务,更要有爱
那些确诊和疑似患者,常常会感到孤独无助,甚至害怕、恐惧。翁医生深知,作为医者,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他们将转运看作是“旅途”,和患者聊聊天,缓和紧张情绪,同时,联系接洽好医院,帮患者提提随身物品,这也是他们认为该尽的职责。
“那次,一名重症患者呼吸困难,需要在车上吸痰。我帮她吸完,她觉得舒服很多,她很感谢我,说‘因为我的病,给你们医护人员添麻烦了’。”听完,翁医生内心充满了力量和干劲。
还有一次,“急救班”要负责转送一名年仅1岁的小患者。当翁医生一手抱过孩子,一手提起奶粉、尿不湿时,他下意识将孩子抱紧了些。“那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孩子啊,我有责任保护好他。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看到孩子那么小就要离开父母去隔离治疗,心里挺难受的。”
而当记者提及家里人时, “急救班”却沉默了。
翁医生是杭州人,在慈溪120急救站工作多年。这次出任务,他并未告知在杭州的父母。十多天没联系家里,直到接到母亲“查岗”电话,翁医生笑笑说:“我在休息呢,挺好的。”
同样,两天前,朱师傅趁空和女儿打了个视频电话,电话里,13岁的女儿嚎啕大哭:“爸爸,你别去了,危险,我舍不得你……”而朱吉辉却笑着宽慰道:“宝贝,爸爸等完成任务就回来了,你放心吧!”
朱师傅是退伍军人,报名前他就想好了,“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回家。我的工作情况还没来得及跟父母说,只有我老婆知道。她是坎墩医院一名内科医生,对我的工作很支持,我也算医务工作者,何况我们都是党员,如果我们不冲在前面,让谁冲呢?这个时候,又不是只有我们坚持着,还有广大一线医务工作者……”
记者从120急救中心了解到,至2月16日短短两周,浙B · 1E7L8救护车已出车74趟,转送病人79人次,其中跨区域转送14人次。■全媒体记者 冯茜 通讯员 吴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