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鬼门关里逃出来后，陶勇医生再次穿起白大褂，回到朝阳医院的眼科诊室。
每次出诊，满楼道的鲜花，素未相识的人送来祝福，都成为他走出黑暗源源不断的动力。
但事实上，陶勇心里比谁都清楚：左手的“尺神经”断了，最多一处缝了四十多针，至今仍未恢复触觉，能否重回手术台，依旧是未知数。
“如果不能继续做医生，会做什么？”面对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的问题，陶勇回答道，“可能会去写小说。”
在陶勇看来，文字和眼科都有非常诗意和浪漫的一面——可以帮助我们，抵御黑暗的吞噬。
文学照见世间善恶
1980年，陶勇出生于江西抚州南城县。父亲是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母亲是新华书店的职工。
由于父亲工作比较忙，童年时的陶勇，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妈妈工作的书店里。“书店的书我都能看，这对我后来喜欢语文和写作有一定影响。”陶勇说。
小学三年级时，陶勇参加了一次作文比赛，写了一篇关于校园四季的作文，获得抚州地区一等奖。当时的奖品是一套日文翻译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这让他很受鼓舞，从此也激发了写作的兴趣。
在陶勇的认知里，文学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治疗，让人去发现人世间的善与恶，美与丑。
从医之余，他会在个人微博上写一些随笔，记录自己与朋友、患者、热心博友之间的一些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有一位患者叫小岳岳，十年前，几近失明的他在妈妈的带领下，找到陶勇。
由于小岳岳的眼底视网膜反复脱离，八年来，陶勇为其做了十次手术都未成功。
去年，陶勇和几位朋友尝试工程学的办法，专门为他设计制作了智能眼镜，让小岳岳重拾光明。
陶勇说，“每当我想起他，眼前就会浮现出各种画面，他的父亲在外拼命打工赚钱，他的妈妈忙里忙外，既干农活又带他看病、照顾家，他挑灯夜战、努力学习、忍受每次手术和治疗的痛苦，黄博、宋博研究团队堆积如山的设计方案……”
他把这个故事写在微博上，网友看了之后感动地说，“以后我再对人性失望的时候，我就来看看陶勇医生以及他分享的故事。医院真的是见证人性的地方，有一切答案。我看到了人性的坚持和美好。”
除了写随笔，陶勇还写了一些诗歌。手术清醒后，他朗读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心中的梦》。
“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字字灼热，让人泪目。
这首诗在新浪微博上，获得了150万点赞，冲上当日微博热搜。“暗夜的光”“勇敢强大”“温柔坚定”的评论刷屏。
“世界吻我以痛，我要报之以歌。”泰戈尔的这句诗，或许是陶勇人生的写照。
六一儿童节前，陶勇还给盲童写了一首名为《旅行》的诗。
“生命是一场旅行
一路寻找价值和意义
鲜血涂满石壁
白雪覆盖山顶
总是抬头仰望星空
却无暇顾及每一个脚印
何不燃起一堆篝火
在丛林深处
驱散湿漉漉的瘴气
看白色的烟雾升起
享受这一刻难得的宁静”
陶勇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带着盲童去巡演。“盲童也需要一条自食其力的路。他们眼中无光，心中应有光。”
想写“很虐很虐”的小说
陶勇身上，有一种浮士德式的浪漫，用他好友袁梦克的话来说，就是有一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架势。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超越封闭的一己世界，投入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不惜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完成了充满苦难的精神探索，明白了“人的幸福只存在于为他人尽力”的道理。
劫难之后，陶勇依旧满怀悲悯地关照现实。
他曾在微博写到，“神话和幻想披上客观和逻辑的外衣，游弋人间，成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最需要的面包，他们甚至会为此放弃真正解除饥饿但不太可口的理性。”
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是陶勇很喜欢的一本书。
这本书里充满了苦难与绝望，但陶勇读完之后，“仍能感受到绝望的沙漠里，可以开出花来。”正如季羡林在引言中所写：“它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
“如果我写小说，我也会写很虐很虐，虐到你死去活来、肝肠寸断，然后又突然看见了人间希望的那种小说。”陶勇说。
新作《目光》即将出版
1997年，陶勇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那时，他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当时我以为，所有学医同学的目标都是——当一名优秀的医生。我甚至以为自己不需要为未来的住房、生活操心，也没有挣钱的压力，之后的时间、精力都可以用来干一些事业了。”陶勇说。
然而，学医十年、从业十三年后，陶勇逐渐发现，“北京的房子越来越贵，市场经济的意识越来越浓，一夜成名的流量明星越来越多，身边越来越多的医生转行……”
面对种种变化，陶勇也有很多困惑和迷茫。他选择一种平衡，在向现实妥协的过程中，不完全放弃理想。“在这个世界里，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肯定得碰得头破血流，完全的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意思。”
“北漂”二十余年，是陶勇理想着陆的过程。
在工作之余，他把这些心路历程，凝结成文字，和朋友李润合著了一本《目光》。
“书里包括我成长中的困惑、对善和恶的认识、对医学的理解等等，很快就会出版，也会在微博超级红人节上分享。”陶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