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休时间，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工作人员陈幼美拉着学员一起跳舞。让每一位学员都参与其中，释放平时积累下来的情绪和压力，是工作人员的小目标。

　　从观海卫镇师桥中心幼儿园沿镇中路往南不过两百多米，就到了该镇托养残疾人的心贴心日间照料中心(以下简称贴心家园)。负责人杨佩迪有时觉得，自己管理的其实也是一家幼儿园，照料着一群长不大的孩子。

　　这里的“学员”，是家住周边村庄，智力、精神、肢体伤残等级多在二级上下的残疾人，他们的年龄多数在40岁左右。贴心家园不仅为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残疾人提供了庇护之所，也让他们的家人在繁重的生活压力下有了喘息的余地。

　　去年，观海卫镇贴心家园被评为浙江省第一批“五星级”残疾人之家。杨佩迪说，从勉为其难地上路，到最终完成评选，在帮助学员提升生活能力、工作能力和社会适应力等方面，园方和学员一起成长了许多。

　　大号幼儿园

　　35位学员中，年龄最小的20岁，大的60岁左右。很多人在这里初次过上集体生活。跟幼儿园一样，能够生活自理、按时吃饭睡觉是第一步。

　　学员强强的母亲徐女士保留着一段杨园长发给他的视频。一次放学后强强看到老师在打扫卫生，也跟着拿起拖把拖起了地。徐女士说，强强在家点燃过饭桌、打水水桶掉进水井……送到贴心家园之前，家里从不让强强碰家务。为了保证家里有人看着儿子，两口子只好轮班，以至于聚少离多。强强以前在附近一家小学上过两年学，但不识字，也不太会讲话，上完厕所不会冲马桶。

　　杨佩迪有一个认识：不论家境贫富，残疾人很少得到适当的教育。大部分学员入园前头发指甲缺少打理，较少洗澡。伴随不良的生活习惯，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往往欠佳。

　　记者在贴心家园采访期间，一位学员坐在饭桌前不肯吃饭。杨园长打电话跟家长确认，才知道他周末在家中饭都只喝了饮料。“即便是家长，也容易被残疾人的年龄欺骗。”直到现在，帮助学员剥虾、剔鱼刺对工作人员来说都还是常规操作。

　　大部分学员过着从家到贴心家园两点一线的生活，长期处于封闭的生活环境。新到的学员有时会没来由地害怕或惊慌失措。平时学员打招呼，老师们必须第一时间热情回应，否则他们可能要一两天才能从不良情绪里走出来。

　　平时，贴心家园少有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午餐后学员们聚在小院子里晒着太阳唱歌跳舞。和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学员们一点也没有成年人的世故。无论是唱歌还是跳舞都显得落落大方，玩得非常尽兴。 1个小时过去，大部分学员已经回到了室内，还有五六个人玩得正起劲，舍不得回来。

　　在互相熟悉之后，好朋友之间有独特的表达关爱的方式。记者几次看到学员之间互相帮忙穿衣服。杨园长解释了背后的逻辑：谁更加聪明能干，谁的衣服穿得更快更好，才会有余力来帮助别人，对于敏感的学员来说，接受帮助等于是承认对方更聪明。这是他们少有的表达友好的方式。

　　学员们普遍年纪较大，但特别会自我保护，或者说有着孩子般朴素的平等观念。贴心家园提供的午餐和水果必须分量相当。苹果要大小一样，杨梅要每人平均几颗。平时大家老实、和气，好打交道，但情绪上来了脾气特别急。两个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先动手的反而是义愤填膺的旁观者。

　　一开始杨园长也有点吃不消，都是成年男子“想拉也拉不住”，只好打电话叫家长救场。现在时间长了每个人的性格都摸熟了。她会把人分开挨个慢慢疏导。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她已经知道学员发自内心地尊重老师，再急再气也不至于向老师动手。一些家长有事也习惯会给杨园长打电话，“家长说话不灵，老师的话灵。”

　　工作的价值

　　在贴心家园，学员除了一般的康复和学习，经常做一种叫做发光二极管的小配件。用两根橡皮管往针头一套即告完成。虽然针头粗细不一、长短不同，但也属于较简单的一类手工活。至于把橡皮管加热固定的后续工序，是由工作人员代劳完成的。

　　观海卫镇个私企业发达，民间接各种小配件活计的妇孺老人很多。杨园长之前也尝试过为学员接其它的活，但要么学不会、要么不划算。最终还是固定下来就做这种简单的二极管。

　　二极管做得有快有慢，每个人有一个专属工作簿，上面记录得清清楚楚。62岁的虞大叔是一位肢体二级残疾人，手脚麻利、注意力集中。千根一包一天能做5包，他一个月能挣到900多元钱。做得慢的显然有点散漫，不时起来走动一下，或者手上像是慢动作。一天也就做个一包，挣上10元钱。

　　快“下班”了，杨园长在检查学员的手工活成果。这些二极管验正无误后将由她送到工厂，并领来第二天的份额。据介绍，每天都会有一些做错的二极管，需要由工作人员返工。

　　此前，30岁的二级智力残疾人徐立敏曾随父亲到工厂打过工，因为与工友发生冲突不得不回家。强强来到贴心家园，也是徐女士听人说要帮忙介绍一份“工作”。杨园长留意到，来贴心家园的残疾人大多没有在外工作的经历。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也很难跟上工厂的节奏。在这里，提供的是辅助劳动的机会，对工作没有强制要求。

　　可能外人很难理解残疾人对工作的热情。上下班跟人打招呼，学员说的是“我上班去了”“我下班了”；接到快递电话，他们会要求“送到公司来”。有家长看到孩子领到工资后很高兴，提出自己出钱把工钱开高点。杨园长只好拒绝，“无论怎样也不能欺骗孩子”。

　　学员们热爱工作，但应该不都是为了钱。35位学员中有24位智力残疾人，他们大多对钱缺乏基本的概念。2015年，徐立敏有机会能拿到一个月500元的护理补贴，但按政策只能在享受补贴与来贴心家园托养的两项福利中二选一。平时，他在贴心家园做手工挣的钱不过300多元。但最终他的父亲代他向残联作了申请，依然选择留在贴心家园。

　　杨园长每个月底都要到银行兑换一些现金，把工资亲手交到学员手上。去年，贴心家园和当地公益机构绿恒志愿服务队合作，领着学员到超市采购。每人发了50元，要求购买“三种不同的商品”。“以前老觉得他们花钱大手大脚，那次我发现他们其实都挺小气。”杨园长说，可能他们也知道了挣钱不容易，要省着点花。

　　每到换季，工作人员会提醒学员买新衣服，不要光买零食。听进去的学员会穿着新衣服来给“老师”看，更多的学员则不约而同把钱默默地存起来。徐女士对此喜忧参半，20岁的强强终于进入了“叛逆期”。“他没以前乖了，以前他领到工资到家就把钱交到我手上。”她说，现在他“偷偷”把钱藏在客厅茶几下的盒子里，已经存了很厚一叠了。

　　离不开的家

　　每天，贴心家园7点半开放，但杨园长7点就要赶到开门，再晚上几分钟就有学员提前来“上班”了。下午4点关门，一位50出头的女学员总会主动留下来，帮助老师打扫好卫生才一起回家。

　　去年疫情期间，贴心家园暂时关停。老师们按上级要求上门家访，定期给学员送药、送产品，听到最多的问题是“公司”什么时候开门。时不时会有学员习惯性地摸到大门口，监护人再电话打过来找人。

　　7年前，杨佩迪刚开始创办贴心家园的时候，只招到了18名学员。“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按照镇残联要求上门跟监护人说一下，有这么个政策、这么个地方，问愿不愿意把人送过来，我们会帮忙照顾。”一些残疾人缺乏必要的生活自理能力，家人担忧给别人添麻烦。有时监护人没有明说，杨园长在猜测，可能是担心孩子在外面受欺负；或者出于面子考虑，不愿意让孩子出来。

　　残疾人的生活简单，然而社会自有其复杂的一面。一位平时忠厚老实、深受大家喜爱的学员湖兵，父母都已早早去世。哥哥也是轻度智力残疾，平时靠打零工为生。中午园方都会多准备一份饭菜，让湖兵带回家做晚饭。一天早上湖兵进门时，脸上和手上背上都有明显的血迹。杨园长联系了湖兵所在村的村主任，对他被打一事作了处理。

　　残疾人家庭条件普遍不好，很多时候无暇或者无力给予他们必要的照顾。“真的碰到了事，我们也没办法往外推。”杨园长说，贴心家园对她们几位工作人员来说很难说只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一份事业。“因为光靠我们这几个人，不用心去干是干不好的。”

　　这些年，贴心家园的学员数量稳定在规定上限的35人。每年离开一两位多半是因为年龄达到了规定上限。对于贴心家园的意义，杨园长说，残疾人特别敏感，外面的人和残疾人讲话多少会有一些居高临下，要么就多了一分同情和怜悯。只有在这里，大家才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不聪明，彼此平等，互相需要，像家人一样。”这种敏感也不全是坏事。比如大家都喜欢初来乍到的强强，一方面“老师”在带头引导大家跟他交流，更有可能是大家都察觉到了他的孤僻与“弱小”。

　　为了帮助学员增强自信、争创省级残疾人之家，贴心家园陆续组织学员参与文艺汇演、垃圾分类等公益活动。杨园长觉得收获最大的是去年到海地养老院慰问孤寡老人。老人们年事已高、学员们也有点口齿不清。大家的话都不多，但通过眼神和肢体语言很好地完成了交流。一些平时沉默寡言的学员，也在鼓励声中完成了击鼓传花的节目，表现得成熟得体，“回来后感觉氛围都不一样了”。

　　(本文所有残疾人姓名均为化名)■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岑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