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长街，藏着坎墩最细密的烟火脉络——那便是纵横交错的弄堂。每过两三户人家，便有一条弄堂蜿蜒伸展，百来条大小弄堂如脉络般缠绕老街，恪守着“条条弄堂通老街”的默契。

　　“二甲弄、四甲弄、八甲弄、九甲弄、费家弄、潘家弄、史家弄、源昌弄、顺记弄……你看这张晚清十里长街示意图上，就标注了25个弄堂名称。”坎墩街道地域文化学者阮万国介绍，这些弄堂或依甲第编号，或以姓氏为名，或缘商行而设，每一个“弄”字背后，都镌刻着坎墩的岁月沧桑与人文印记。

　　“弄”的缘起，深深植根于坎墩沿海的开发史与盐农经济的土壤。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鄢懋卿履勘余姚盐场后，余姚县制订《姚灶成规》，以“子母传沙”“直甲分丁”制度为准则，沿用至民国19年(1930年)。围塘成陆农垦后，甲沿用，遍布境域，二甲弄、四甲弄、八甲弄、沈家甲、郑家甲等以“甲”命名的弄堂，正是这一制度的直接遗存。

　　随着海涂涨沙、盐场北移，坎墩从煎盐之地转为植棉之乡，“两白”产业兴盛，人口愈发稠密，潘家弄、史家弄、许家弄、徐家弄等以姓氏命名的弄堂应运而生，见证着宗族聚居的传统与百姓扎根故土的变迁。费家弄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坎塘筑成初，费姓自慈城费家市迁此定居，始迁祖费珑。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建费家祠堂“承志堂”，祠旁有一条南北走向大路，村处路两侧，屋宅连片成弄，故名“费家弄”。英雄的荣光也为费家弄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浙东红军第一师师长费德昭的故居坐落于此而声名远播，这座老宅见证了英雄投身革命、抗击敌寇的峥嵘岁月，让“弄”字不仅承载着烟火气，更浸染了家国情怀。

　　明清至民国年间，坎墩十里长街商贸云集，弄堂深处藏着无数商行店铺，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节点。源昌弄、姚同春弄、花行弄、顺记弄等名称，皆因当年巷内繁盛的商号而得，其中顺记弄的由来，更藏着一段侠肝义胆与商贸传奇交织的故事。顺记弄位于周家路口，因沈志顺的“顺记”商号得名。沈志顺曾为百姓反抗官商盘剥而避祸，返乡后经商致富，以“顺记”拓展产业，热心公益。其声望让“顺记弄”闻名，见证了当年棉花贸易盛况，余姚县知事曾赠挽联赞其善举。

　　比弄堂形制更动人的，是藏在巷陌深处的人文故事，让“弄”字超越了地理符号，成为精神记忆的载体。从乾隆年间的“才华班”到如今的非遗传承，弄堂不仅是坎墩人的栖居之所，更是姚剧文化生根、发芽、绽放的精神家园。晚清“十里长街示意图”上标注的弄堂名称，半数与宗族、商行相关，而祠堂与商号旁的空场，便是姚剧最早的演出舞台。民国《余姚六仓志》记载，坎墩人“是月至十月，村镇演剧，曰‘花熟’，曰‘演街’”“十一月，冬至前后，各族祠庙祭祖，亦多演剧”。在这些弄堂和祠堂深处，姚剧的唱腔曾婉转回荡，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坎墩人。姚剧作为地方传统戏曲，其前身余姚滩簧与坎墩的市井生活深度交融，这些戏曲在弄堂间流转，与弄堂里的人声、脚步声交织，构成了坎墩最鲜活的文化肌理，让弄堂不仅沉淀着历史，更涌动着生生不息的文化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为赓续姚滩艺术文脉，坎墩将地方戏列为重大文化工程，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悉心保护与传承。一批又一批姚北滩簧传承人纷至沓来，他们走进弄堂、扎根文化礼堂，让久违的姚剧唱腔再次萦绕在青瓦白墙之间。

　　如今，坎墩的弄堂早已不复当年的商贸繁盛与宗族聚居的旧貌，部分弄堂随着行政区划调整逐渐融入更大的村落，青石板路也或许被水泥覆盖，但其承载的记忆从未消散。费家弄的宗族风骨与英雄气节，顺记弄的侠义情怀与商贸韧性，还有那些未被详述的故事，都藏在“弄”这个字里，成为坎墩独有的文化密码。

　　全媒体记者 杨昀